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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 定價: ¥38
  • ISBN:9787563379637
  • 開 本:16開 平裝
  • 作者:梁文道
  • 立即節省:元
  • 2009-01-01 第1版
  • 2009-04-01 第4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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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本書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梁文道先生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書籍。梁先生站在港島近觀內地社會,遙眺世界局勢,文不長、字不多,但寰宇都在其中,真相都得披露,道理全然道出,可謂“文道非常道”。

內容提要

  

    本書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梁文道先生近兩年來撰寫的時評文字結集,談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聞自由、公民道德等社會諸多方面。文字風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論述簡潔有力,往往一針見血命中問題之要害,其文字在帶給讀者閱讀快感之余,還催人省思,給人啟示。本書名曰《常識》,正如梁氏自言:“本書所集,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

作者簡介

    梁文道
    鳳凰衛視主持人。1970年生于香港,1988年開始撰寫各類藝術、文化時評,并參與文化及社會活動。

目錄

自序

    上編  理解當代中國的七十張關鍵切片

國恥:向“百年國恥”說再見
抗戰:為什么它還沒有結束
自虐:我們總是喜歡作賤自己
“愛”:撕裂社會的愛
反華傳媒:西方傳媒不是鐵板一塊
反法:反一項政策還是反一個國家
漢奸:一團模糊的歷史現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視主播
運動:奧運并沒有燒旺民族的熱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對的對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惡
多元:不同的中國
世界:我們的地圖里沒有第三世界
大國:溫柔的必要
口音:“港臺腔”錯在哪里
形象:中國人是哪一種龍的傳人
文化入侵:故宮星巴克的偽問題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計劃
爭光:誰有資格代表我們
中國威脅(一):我們到底出口了什么
中國威脅(二):外國人的生命就在我們手中
“人格魅力”:領導人一定有魅力嗎
角色:一出好戲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為什么年齡是中國政治家的死線
好官:一個人要有多好才能當官
問責:飛機失事,部長下臺
喜事:中國政治儀式的風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碼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樣區分君主立憲與共和
民主:一種自我修正的漫長道路
民意:官員需要公布自己的電話嗎
投票(一):為什么有時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達,而是民意的決定
歷史:一種中國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創世神話:新中國的歷史問題
城管(一):汽車的城市還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還是生計重要
公共空間:誰是它的真正敵人
血汗工廠:打工妹沒有流血的自由
企業責任:不下毒是做人責任。而非企業責任
富豪: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資本家
老師:一種基礎的職業
大學:寬容是大學的本質
大學校長:校長的地位堪比國家元首
大學生:要老媽送上學的一代人
大學教授:學術辯論不用罵娘
作協:政府供養藝術家的理由
潛規則:真正的規則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國社會困境的折射
劉翔:一個偶像吃掉了一個活人
浮躁:這個時代的集體病癥
套話:老百姓的真心話
空話:言語脫離現實之后的信任問題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會資源
極少數:只限于壞人的一種量詞
苦難:只有英雄,沒有災民;只有感動,沒有傷心
天災: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與亡者和解
抗災:災難不能對抗,只能與之共存
民間(一):政府的好幫手
民間(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萬眾一心:異議的消失
第三空間:“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間的空白
網友:兩億網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為什么我們笑不出來
惡搞:誰不喜歡我們笑
低俗:為什么當官的人品位特別好
負面報道:為什么他們老是報道負面消息
炒作:“宣傳”的名與實
誹謗:為什么政府控告傳媒不是一個好主意
信息不對稱:中國特色的資訊匱乏

    下編  窺視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進派的豪賭
溫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進路線
激進政治的自我繁殖
戰爭不能取代建設
民族分裂的巴爾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鮮也是一個正常國家
種族問題往往只是階級問題的偽裝
緬甸比丘為什么要上街
反對吸煙的納粹黨
一個國家的夢想與現實
右翼版本的美國人
美國的右翼與上帝
為什么美國就是不肯放過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敵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奧爾良風災
愛國怎么毀了傳媒
奧巴馬的修辭學
奧巴馬與美國夢的實現
建立在一本書上的國家
薩科齊如何背叛了法國的共和遺產
泰王總是政變的贏家
國王與我
索爾仁尼琴的最后悲劇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戲的規則
氣候的分配正義——美國與《京都議定書》
美國的“世界銀行”
買軍火好比買玩具
有錢不一定有權
富豪治國
貝盧斯科尼——富豪政客啟示錄
個人慈善取代不了社會公正
傳媒帝國的陰影
超級財團壟斷傳媒的年代
足球太圓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

鳴謝

前言

  

    江山不幸詩家幸
    除非你是梁啟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么意義呢?
    首先,技術上有難度。時事社會評論永遠都是一種介入,這種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頭。例如“最近”,評論家最常使用的一個詞,當他寫下“最近”這兩字的時候,他已經假設了許多東西不必再說,因為那都是最近發生的事,感興趣的讀者早已知之甚詳。假如他還要長篇大論地把已經發生的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一道明,不只報刊篇幅不允許,連讀者都會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說,一篇優秀的評論在發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回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可是它若在一兩年后成書,這種精簡的優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復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云,讀者必須發揮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強回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
    然后我們就要來談時間的問題了。
    在我讀書上學的年代,香港人最歡迎的評論大概就是“馬經”了。眼光奇準的馬評家不知有多少粉絲,有時候一個人就能帶起一份報紙的銷量。可是我從來沒見過哪一個馬評家會把自己的文章結集出書,再忠實的追隨者和賭徒也不至于要看過期的賽馬預測吧。所以我很早就放棄了出書當“作者”的幻想(假如出書是作者身份確認的話),因為我一出道寫的就是評論。除了馬評、股評這類如此極端的例子之外,幾乎所有的評論都和時間有關,它們的壽命就和它們所評的對象一樣長,或者一樣短。
    藝評和樂評的情況還好一點,因為據說藝術是不朽的,尤其是藝術史上的經典和古典音樂,看的人仍然很多,聽的人還是不少,因此談論它們的文章至少有歷史價值。比方說狄德羅的“沙龍書論”,號稱是現代藝評之祖,雖然細瑣,但過了幾百年還有人愛看。依此類推,凡是所論對象在世年月越長的,評論文字腐朽封塵的機會也就越低,例如書評、影評。至于時事,被人遺忘的速度奇快,評論時事的文章也當然是要過去的。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復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么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我們常把經典和暢銷書對立起來,覺得后者雖能紅極一時,終究是過眼云煙;而前者面世初時光華內斂,卻能長明不息。寫書出書,當以鑄經典為職志。然而,我卻一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首窮經鉆研學問之余,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征兆。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right Mills)曾經嘲笑出版商:“你們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們一想到'出版'這個動詞就想到印書,但它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尋常書商印書,賺錢是動機;寫小冊子的知識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義:讓一種想法公之于世,交給“公眾”(Publics)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
    包括米爾斯自己的作品在內,幾乎所有轟動一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務的士兵,總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獨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還算是個例外,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歷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并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群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里,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扎扎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夸張。
    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于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
    首先,我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范圍,沒有什么故作深刻的東西。并非自謙,這其實是嚴格的自我要求;因為我時常感到國人今日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于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愿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于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后再結穴于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也許是上學的時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與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影響甚深,我對“本質”和“深度”這類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離感。舉個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為什么剪不斷毛線,你實在用不著向我介紹工具與技術的“本質”,也不必在這里花時間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學解釋;你只需要告訴我這把剪子是不是太鈍了,甚或干脆換把新的給我。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于“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比如說“中國文化的本質”,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現實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文化的錯,那么我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這里頭可能還有循環論證和過度簡化等種種謬論)。
    當然,我也明白“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reertz]語);雖然同在一國,雖然同是華人社會,一個香港人心中的常識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認同的。身為港人,我似乎背負了沉重的原罪,不時遇到讀者批摘我“不懂國情”,進而歸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揮之不去的洋奴意識”。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類學家,透過文檔爬梳與現實生活等田野調查的方法,力圖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邊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維去考慮眼前的問題。目的不是丟棄自己的港臺背景,好徹底變成一個內地人;而是為了接下來的跳出。進入,然后跳出,于是就會產生批判的距離。理想的話,這種反復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時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時評與雜文其實都是一種詮釋的工夫,目的是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或許,我們接著就會發現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愛國”,而平常以為的“左派”也不盡然是左的……
    近年來,我在兩地發表評論,恰好給了自己一個時刻反思的機會,交互省視內地與香港的諸種現象,漸漸地,本來最具公共性格的時評寫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筆記,借此我得以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束縛、身份的認同及移置。在這個過程里面,我切實體會到一個香港評論人的最大原罪其實不是什么“洋奴心態”,而是相對優渥的空間。比起許多同行同道,我的環境比較寬松,我的信息來源比較多元,我冒的險比較小,我怕的事也比較少;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動我寫這些東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們是什么立場,更不管他們是什么派別,這本書獻給中國所有的時評作者,能與你們共赴國運是我的榮幸。

精彩頁(或試讀片斷)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字體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于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后把一切留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記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后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后來者書寫的歷史了。
    這是理想,現實里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毀滅事實留下的痕跡,于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一種政治了。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里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于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于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于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有見于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筑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愿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著在這一刻訴苦申冤。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么樣?”他又呼吁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么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后,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于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么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幸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于全國十三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么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愿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里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盡是一片稱贊美譽。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發現網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里,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道還要讓位于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媒體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
    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于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后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題為“歷史?還是大局”,刊于《明報·筆陣》2008年06月14日
    P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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